永昌往事:保山的书院

永昌往事:保山的书院

作者:段一平  … 文章来源:保山日报 点击数:5145 更新时间:2011/9/5 2:21:46

    在说保山的书院之前,让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书院的历史。
  历史上,中国的教育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官学,另一种是私学。官学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将巩固地位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传授给集团内的吏,这种教育是由官府创办的,因而叫官学。官学的教育对象仅限于集团内部,所谓“学在官府”,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力的。私学者,由私人创办的教育。毫无疑问,比之官学,私学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因为它不仅使普通老百姓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实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而且先生还可以自由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有利于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的形成。但私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即它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和固定的教学场所,这就给私学教育的长久延续带来很大的困难。孔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中度过,没有教学经费,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生活贫困,四处漂泊,因而在他疲惫的闭上眼睛之后,他为之操劳一生的私学也就停止了。
  那么,如何才能使私学持久延续呢?从私学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摆在文化人的面前。
  私学是在春秋末期诞生的。私学诞生之后,与官学一道,共同经历了同衰同荣或一枝独秀的漫长的发展过程。
  秦代,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消禁政策,官学私学都遭到扼杀。
  汉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活跃,官学私学共同发展。朝廷设太学,个人讲学的地方被称作精舍。
  唐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无数有志青年走出家门,走进官学或私学去寻找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纸张发明以前长期以竹简丝帛作书籍的历史。书籍的大量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一大批文人雅士、官吏富户开始大量收藏书籍,那些藏书的地方,读书人把它叫作书院,书院一词是这时在中国出现的。
  中唐以后,朝政衰微,官学没落,私学像润土无声的细雨,悄无声息地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
  唐末宋初,政治动荡,战争连绵,官学倒闭,私学在战争的风烟中艰难地延续着。为了躲避战火,大量的读书人遁迹山林,借助僧道的庙宇,请来饱学之士设堂讲学。随之,那些藏书颇丰的文人雅士、官吏富户,也将大量藏书运入山中掩藏。于是,一座座酷似寺院的院落在青山绿水间拔地而起,这些院落,除藏书之外,读书人还从僧道的寺院搬出来,住进去读书讲学。
  但战争并不是十年八年二十年结束得了的。与僧道们分食斋饭,或穿越战争的风烟千里迢迢运送吃用开销到山里来,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那些安平守道的读书人便很自然地选择了在教学读书之余开荒种地,用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的方式来继续文化的传承。与此同时,那些学识与人品俱佳的文化精英被读书人推举出来,负责院落的教学与日常生活管理。这样的人,读书人给他取了一个充满野性而又独立自豪的名字———山长。另一些优秀的读书人也被推举出来参与院落的管理,分别以监院、首事、斋长名之。
  应该说明的是,那些院落里的读书人开荒种地,自己养活自己的历史并不太长,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当战争结束,读书人应该回家安心读书时,忽然发现眼前这些座落在青山绿水间的酷似寺院的院落,原本就是自己精神的家园———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些院落了。于是,他们将开垦出来的田地出租,用出租所得来维持院落的教学与日常生活。那些出租的田地,读书人把它叫做学田。一些地方官吏,乡绅名儒,也将自己的部分田地房产捐献给那些院落做学田学产。这样,读书人便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的教学场所。
  至此,私学便走过了它从诞生到完备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备之后的私学,文化人把它叫做书院。
  书院的本质是民间的和自由的,这种本质,在山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山长是文化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与人格标准推举出来的,山长不领政府俸禄,不受政府调遣,既是书院的管理者,又是书院的主讲和某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完全凭借个人的学识和道德操守立世。但进入元代,书院以及山长的这种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如元代,朝廷不仅兴办书院,封山长等书院管事为学官,按期发给工资,而且还为肄业弟子分配工作。明清时期,书院或官办或官民合办,山长也由地方官员兼任、聘任或由地方士绅推举。这时的山长基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甚至挂一个名空捞一份俸禄的山长也不乏其人。
  书院自唐末出现到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止,共存活了九百余年。在这九百余年的书院历史中,中国出现过许许多多有名的书院,如北宋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南宋的象山书院、丽泽书院,元代的东坡书院和明代的关中书院等等。作为政府教育之不足的补充,书院培养了许许多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理学家程颐、程颢、朱熹,哲学家王阳明,文学家范仲淹等等。当然,也出现过许多名垂千古的山长。
  书院是明代中后期从中原走到保山来的。
  保山最早出现的书院叫正学书院,《保山县志稿》说:正学书院,“在明伦堂右,嘉靖四十二年,知府杨朗即倾圯馔堂、号舍改为之。此为永昌书院之始。”据考证,明伦堂,在今保山实验小学内。
  此后,保山先后又出现了保山书院、见罗书院、九隆书院和永保书院。
  保山书院,“在明伦堂左,嘉靖四十二年知府杨朗建。盖正学、保山,为府、县两书院也”;见罗书院,“在府城,兵备按察史李材,别号见罗,备兵时(万历十一年前后)集郡邑吏士讲于黉学,相从者众,谋筑宫而师事焉,知府陈严之、副总兵邓子龙捐俸买民居建。天启三年,巡按御史罗汝元,檄府司重修,郡人闪继迪为之记。雍正通志曰,久废。”;九隆书院,“在府城内县学明伦堂前,康熙三十八年知府罗伦建。乾隆府志曰,乾隆四十五年,典史李蕙重修。知县李芳华、张福昶、顿权先后捐置田产,年收租谷子17石作膏火之资。”
  从上述《保山县志稿》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书院从中原走到保山,说明它已经从山林走到了城市。书院独立自由的本质已经丧失,处于官民合办的阶段。
  保山的书院,较有影响的是永保书院。
  永保书院最初设在城内马里街,是乾隆三年,知府徐本仙、知县张福昶捐款兴建的。到乾隆五十五年,可能是知府陈孝升觉得书院建在马里街过于热闹,有悖于书院遁迹于山林深处的本质,于是将书院移到林木葱郁的太保山东北山麓。嘉庆二十五年,知府刘彰宽又将其改建在拱北门内旧镇署,不知什么原因,在刘彰宽任内书院的迁建没有完工。道光二年,知府伊里布继续建盖,还是没有完工,道光三年,知府宋湘继续修建,才最终落成。
  宋湘,广东嘉应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年任永昌知府,《保山县志稿》说他“遇事有定见,人不能欺,亦不忍欺。下车,以兴文为己任,改建书院极宏阔,讲堂可集生童五百余人,书舍两厢,前门后院俱详整。于院西南隅构明太史杨升庵祠。”
  座落在拱北门内旧镇署一带的永保书院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这从宋湘所作的《永保书院碑记》能够感受得到:“……地敞以清,应文明,谐众志也。楼五间,仍其旧葺新之。翼以左三间为厨、右三间为厅,承以十二间为学舍。敞其中为讲堂,梁以九,深四丈,广六丈,棚广如其堂,可坐士三百人。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立峻壁照之。左右棚门,外围以墙,量地凡袤四十三丈,广三十一丈,南墙壁之外为圃,袤如之,广有差。可艺可宅,岁入其值,以助膏火。”
  光绪年间,永保书院设山长一人,由地方政府在绅士举人中聘请,任期一年。光绪初年,举人较少,因而有连任数年的情况。“山长、学生,均不宿堂授课,惟每月地方官于考课日,到书院点名、发卷、出题,山长出席奉陪。应课诸生,至晚交卷于官属,山长每月考课一次,名为堂课,堂课膏火,每月每人发银三两,课卷由应课诸生自备。山长每年束修纹银100两,由膏火款项中支出。”永保书院膏火之资主要来自学田,地方官员、士绅捐款,以及书院从马里街迁至太保山东北山麓时,各厅、州、县的捐款以及因公罚充款项支出书院建设费用之后的剩余。据《永保书院田亩碑记》记载,永保书院学田主要有知府徐本仙、知县张福昶建永保书院时置买的靖边乡八甲田,租三石;太和里二甲田,租十石;城北里二里田,租四石五斗;乌都寨田,租十九石一箩,以及己卯年购得的板桥哨北汉庄田五分共计三十九丘,年租谷一百一十石五斗,价值一千四百四十一两七钱五分。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永保书院先后改做中学堂、小学堂和保山县立中学。1942年5月4日,日机轰炸保山城,县立中学遂搬离书院到今隆阳区西邑乡石龙砰村。永保书院作为教学与藏书场所的历史从此结束。
  永保书院的位置,在现在的兰城路北端的明强商场,因书院在此,因而在过去,华泰大厦至明强街这一段的兰城路被叫做书院街。
  我对永保书院旧址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但那时,永保书院一带是保山地区动力机械厂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在现在的明强商场临兰城路那一幢中式屋架房屋与南边临街的那一幢房屋之间,有一条与兰城路垂直的深深的巷道。走进巷道,左边是背对巷道的高高的米黄色的山墙,右边是背对巷道的有上为半圆下为长方形窗户的平房。巷道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阴暗潮湿的。沿着巷道自东向西走,到尽头,向右拐,走进一个三合土地面的篮球场,篮球场西边是职工宿舍,东边是房屋山墙,南北两边是砖墙壁,晚上,这个篮球场上偶尔放电影,我们像赶街一样去看。当时的电影主要有《南征北战》、《海岸风雷》、《秘密图纸》等等。至于书院,我们已感受不到一点点气息了。